当前位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勾画出未来中国改革蓝图。《决定》中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四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又包括了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和发展基层民主三个部分，其中关于协商民主论述最多，笔墨颇重。
《决定》把协商民主摆在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指出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决定》明确了协商的内容（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范围（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和时间（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提出了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开展多种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建设新型智库和建立决策咨询制度。《决定》还明确指出，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应发挥重要作用，而人民政协发挥重要渠道作用。
民主一词来自古希腊，直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有许多实现方式和存在形式，如直接民主、选举民主、代表民主等，但所有这些民主都不能称之为完美。举个例子，美国是两党制政治体制，是选举民主的样板。但我们也看到，奥巴马推行的医改方案由于共和党的反对几乎夭折，主要的反对力量是富人、医生、保险公司和制药企业，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阻止医改方案的顺利实施，从而损害了低收入家庭健康权益（包括儿童的健康权益）。又如，美国的老人都有医疗保险，而让人吃惊的是，在4800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是儿童。这是为什么？因为老人有选举权而儿童没有。所以，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公民普遍具有选举权，但到今天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学教课书上仍然承认直接民主和选举民主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并不能完全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协商民主就是通过商量、谈心、座谈等协商形式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关于《决定》中“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我谈几点粗浅的学习体会和思考。
一是协商主体要相互包容。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领导，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领导作用。各协商主体（包括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应当相互包容，善于换位思考，能尊重彼此的平等地位，信息共享而非不对称，双向交流而不是通报。每一个主体既不能居高临下，也不可甘认卑微。
二是协商体系要完善。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作为支撑，这就需要大力加强学术研究，不断地去完善和丰富。不仅依靠社会主义学院，还要调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各级党校参与研究。在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支撑下，设计出一个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包括制度、流程、内容、主体、监督、评价以及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解决措施（如达不成一致的情况如何处理等），并且建立促进协商民主体系持续完善和发展的机制。在这里要强调“细节决定成败”。
三是对协商民主要有自信。协商民主并不是新生事物。从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三三制”，到协商建国，再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协商民主也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村里街坊邻居通过协商化解矛盾的传统，到遍布全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都折射出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西方民主起源于希腊，城邦的公民通过投票行使民主权力。而那时，我国已经传诵着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候选人通过大家“商议推出”，而其实那就是一种早期的协商民主。所以，中国的民主与生俱来与西方民主不同，现在仍然也可以不必相同。这是由历史、文化、传统等民族的内在因素延续和决定的，因此我们要对我们的协商民主有充分的自信。
协商民主更能实现共赢，是一种非零和博弈。但协商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存在形式，不要把协商民主和直接民主、选举民主绝对割裂开来，要善于综合运用。最终目的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也是评价协商民主成功与否的最终和最高标准。
（作者为致公党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员。本文由作者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31期民主党派进修班联组讨论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